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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车的故事

作 者:大同煤矿集团关工委秘书长 王生宝     关注:95     发表时间:2019-07-08 13:10:29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时代的潮流浩浩荡荡,转眼间迎来了共和国的七十华诞;人生苦短,稍纵即逝, 沐浴着共和国的阳光雨露成长起来的我,尽享天伦之乐,一晃也近耄耋之年。 回首共和国七十年波澜壮阔的光辉历程,追忆我坎坷而又平坦的一生,心潮起伏,感慨良多。其个中我与车的三则故事可窥沧桑巨变中的一斑。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时代的潮流浩浩荡荡,转眼间迎来了共和国的七十华诞;人生苦短,稍纵即逝, 沐浴着共和国的阳光雨露成长起来的我,尽享天伦之乐,一晃也近耄耋之年。 回首共和国七十年波澜壮阔的光辉历程,追忆我坎坷而又平坦的一生,心潮起伏,感慨良多。其个中我与车的三则故事可窥沧桑巨变中的一斑。

赶车

我从小成长在大同市郊的一个偏远小山村。1957年我14岁时考入的设在市郊十里店村西的大同一中, 离我们村有60多里,每次回家返校要走30里偏僻、荒凉、崎岖不平的山路,到了口泉才能坐30里当时全市唯一的、一个多小时才有一趟的路经一中的公共汽车。我清楚的记得入学后第一次回家返校时赶车的情景。那是一个深秋的中午,全家人吃完饭后,母亲帮我收拾好要拿的衣物和从村里开具的助学金证明,就同我约好相跟的邻村的徐建堂同学,依依不舍地告别了母亲,行进在了返校的路上。深秋的山野,山风呼叫,树叶飘落,枯草摇摆,我俩边走边回望着好像离开了多年的远去的村庄,回望着还站在哪里目送我的母亲,眷恋之情油然而生。当我俩走到离村七八里的银塘沟村的后梁时,中午还晴朗的天,突然开始阴暗起来,风也越刮越大,冷得我俩赶紧把随身携带准备过冬的衣服披在了身上,心里想:返回去等明天天气变好了再走该多好啊!可沉思了片刻又一想:要是不去,除误课和受批评外,就怕因按时拿不去助学金证明,影响助学金评定。于是,我俩在光秃秃的山梁上,一会儿向前走走,一会儿又返着倒退了回来,就这样心神不定,走走停停,大约徘徊了半个多小时,比我大两岁的徐建堂同学终于说话了,他凝神注视着口泉沟方向,一边拉着我的手,一边催促着说:“再不走就要误车了!”我这才恍然大悟。紧接着我俩20多里地一路小跑,气喘吁吁地赶到了当时设在口泉下堡、新民剧院旁的汽车站,按时在晚自习前赶到了学校。                    

“拉车”

1962年腊月,父亲趁有人在离村六七里的桃花沟合伙开掘小煤窑,给我找了一份“拉车”兼管卖煤收钱的营生,它类似现在商家的“拉客”,即从沟外拉内蒙凉城一带来马脊梁矿周围小煤窑买炭的车。为了在天亮前赶到煤窑,妻子每天四五点钟就起来,生着火,给我用山药蛋和莜面做成像月饼一样大一样厚的饼子,打发我上路。黎明的塞外隆冬,寒风刺骨,滴水成冰,荒郊野外更是黑咕隆咚,胆小怕走夜路的我独自一人,拿着手电,硬着头皮, 深一脚浅一脚地翻过离村二里多的甘沟,走过老人们传说的让人们害怕的“乱坟滩”,下到烟雾弥漫布满小窑的桃花沟, 戴着兔皮棉帽子的我已是满头大汗 。日夜三班倒的乡亲们一看到我来了,忙着从像地窖一样的煤窑里爬了出来 ,个个脸上只露着红嘴唇和白牙,不说话很难分清是张三还是李四。他们紧紧和我围拢在烘烤干粮的火堆旁,一边吃着干粮,一边你一句我一句地议论起当日的煤价和沟外的行情,他们只说人家给的价钱低,不说自己挖个两三米深的坑,就能背出大块炭的成本低,只说炭块大,不说卖给人家的是“住妈家炭”,即化灰炭,质量差。一阵议论纷纷之后, 大家的干粮也吃完了,我便径直走向沟外 ,见车就问:要大炭吗?刚开张几天,口外的内蒙人一听说大炭,扬着鞭子赶着车就进来了,不仅如此,他们为拉大炭,还低价卖给我们麻油、莜面、粉面,我们吃干粮炒莜面块垒时,他们还大股大股地给我们往锅里倒麻油。可是好景不长,没过几天,即使我顺着沟走出十多里,到马脊梁矿的车马店去拉车,好说歹说让他们去拉我们的煤,可是人家就是不买我的账,摇摇头躲开了 ,嘴里还不住地嘟囔着说:“白给也不要!”原来他们从老家来时,就听从桃花沟煤窑拉过炭的老乡说,桃花沟的炭没且拉到家,半路就筛攉了了,生火又没料炭,全是一把灰面面。得知他们的苦衷,我心里也不是滋味,没几天村里开的小煤窑就塌业了。 

搭车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所在的马脊梁矿由于山高路远,地处偏僻, 交通不便,人们出行不得不硬着头皮厚着脸皮,“求爷爷,祈奶奶”般地搭乘往大斗沟矿运煤的上海、广州、德州汽车队的车。每逢搭车时,人们手里拿上盒好烟,在汽车前晃来晃去,有的专门找司机的关系户,如医院、商店上班的人给说情,还有的为搭车,专门到野外捕捉司机们爱玩的宠物松鼠。我是1970年调入马脊梁矿的。由于我生来羞多面软,又不愿低声下气,更不会使用这些“贿赂”的办法,因而常为搭车犯愁、苦恼、无奈。后来,矿务局为马脊梁矿开通了一辆没有遮拦的敞篷通勤车,一天早晚跑两趟,可由于是盘山土路,一遇雨雪天,交通就中断,再加上车小人多,周末人满为患,人们只好望路兴叹,还得搭外地的煤车。一次,我参加完矿务局在技校开办的业余大学的学习返矿时,误了矿上的通勤车,走到大斗沟矿煤场想搭个车,一连祈求了三辆,没有一个司机看我一眼,都是一踩油门一溜烟跑了,气急败坏之下,我挽起裤腿,翻山越岭,一路小跑,到人们吃完晚饭才回到家,从那以后,活要面子死受罪的我,尽量不出外少出外,非出不行,就事先找上熟人亲自把我送上车,要不我就骑车或步走。  

四十多年过去了,马脊梁矿旧貌变新颜。全矿员工由七十年代的千数来号人,增加到了四千多人;年产量由几十万吨上升到了1000多万吨,成为同煤集团的主力矿井。每天32辆通勤车穿梭于“前山”和“后山”之间,日往返达106 辆次;全矿自驾车近千辆。而我自己有急事外出“打的”随叫随到,平时坐公交车免费,儿子也买上了进口的自驾车,城市的大街小巷遍布着中国五大发明之一的“共享单车”,昔日的“搭车”已成为尘封的历史和亲历者的回忆,今日的“四通八达”则成为建国七十年和改革开放四十年给矿山带来翻天覆地变化的一个生动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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