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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穿衣看变化

作 者:大同煤矿集团关工委秘书长 王生宝     关注:96     发表时间:2019-07-08 13:15:41

记得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妻子常把全家六口人的破旧衣服积攒起来,一件也不舍得给别人,等着远在左云农村的大兄哥来拿。

记得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妻子常把全家六口人的破旧衣服积攒起来,一件也不舍得给别人,等着远在左云农村的大兄哥来拿。膝下有四儿四女的大兄哥,大包大揽拿回去后,常因“僧多粥少”分不停当,儿女们五哭六笑。可近些年来,境况完全变了,村里人都富了起来,大兄哥和子女们不再缺衣少穿,穿得跟城里人没什么两样。 想送他们旧衣服,都不好意思开口。即便开了口,对方那种要也不好、不要也不好的为难神情,让大家都很尴尬。所以这两年, 我将破旧衣服除留下几件实在没法穿的棉质的供自己开的养老院擦拭用外,其余的都扔到小区门口的旧衣服回收箱里。可每次在往回收箱扔时,从小穷怕了的我总觉得还是有些舍不得,总要把这些衣物翻来覆去再“审视”一遍,再“鉴定”一次。

在我看来,每次的“审视”与 “鉴定”不仅仅是一次对物的挑三拣四,更是一次对心灵的洗礼和净化。它让我更加感受到了幸福,感受到了不易,更加懂得了珍惜,懂得了感恩。记得在我小的时候,村里的人们清一色穿着黑、灰、兰的粗布土衣,且普遍是“老虎下山一张皮”,“一件衣服走天下”。 人们没有多少旧衣物,那舍得扔一件旧衣物啊!。我记得那时人们将旧的棉衣的棉花掏去换成夹的,把夹的絮上棉换成棉的;把老大穿过的衣服给老二穿,老二嫌小了,给老三穿。只有在过年时或拆洗翻新,或重染加色,或絮棉换面,或缝缝补补才有所更新,可要穿一件“三面新”棉衣 ,对于村里的大多数人来说,那只能是一种奢望。记忆中,小时候每到腊月,我作为家里的“宠儿”,母亲不管姐弟姊妹们有没有新衣服,总要尽其所有、所能先给我做一身过年的衣服,以让我小小的虚荣心得到极大的满足。

那时所谓的新衣服,面子全是家染的粗糙的“土笨布”,里子是用替换下来的旧衣服片弥接的,絮装的已变成黑青色的棉花不知用手撕开翻虚了多少次。那时人们没有内衣和衬衣,人人都穿一个没有袖子,或胸前或肩膀留扣的、有单棉之分的护腰紧身的“主腰子”,人人冬天用松紧带或黑布带子裹裤腿口, 人人系一根布质的红裤带。大男人们到冬天或单穿皮袄皮裤或棉衣棉裤外套皮袄皮裤。那时衣服的款式,上衣是正“对门”和侧“大襟”的两种,同用“桃疙瘩”系扣,下衣是“缅裆裤”,也叫大裆裤。孩童们“七开心,(指“主腰由上开口变为前开口)八补裆”(指裤裆由开口变为闭口,即由“留裆裤”变为“补裆裤”)后,也和大人们开始穿这样款式的衣服。记得我在一九五五年十二岁时考入左云县四完小(峰子涧小学)后,看到好多矿上的职工子女同学都穿上了学生制服,不再穿粗、笨、土的“对门”褂、大裆裤了,很是羡慕。特别是每当被选派参加全校性的文体活动,和同学们站在一起时,总觉得矮人几分,于是我每次回到家里,嚷嚷着让母亲也给做一身制服。经过不知多少次的左磨右泡,母亲终于狠了狠心,领着我到峰子涧的和尚嘴南沟岔的一家裁缝铺,做了一身学生兰制服。从此,我在校穿制服,放假回家换成家缝的,同时替换着穿家在矿上的大舅、大姐等接济的旧衣物,就这样新与旧、制服与家缝的搭配着穿衣,一直到了1961年我十八岁时从煤校休学返乡及成家。期间,有三则故事,我记忆犹新。

1957年,我考入大同一中后,学校组织全校学生步行到西门外广场,参加包括一至五中学生参加的全市集会,那时的西门外广场空旷荒凉,我“开小差”离队独自方便完后,说什么也找不到我们学校的队列和班级了。正在着急地来回徘徊之时,我突然想起班主任临行前的嘱咐: 一旦落伍、掉队、走失,归队时,你就看那个队列的同学清一色地穿的最土、最旧,那必定是我们学校----,于是我扫视了一下全场,一眼就找到了我们班。后来我发现考入一中的大部分来自农村,有的从入学到毕业仍一直穿着那身又粗又笨的家缝“对门”褂、大裆裤。怪不得当时流传着“一中穷二中富,不穷不富进三中,想找对象到五中”( 曾是女中)的说法。

我初中快要毕业时,家住同家梁矿的大舅,给了我一件大舅前妻留下的黑色女制服上衣,让我拿回去改一改穿。我一听说是女的,本不想要,可又不好意思不要。拿回家后,母亲一看是新的,长短肥瘦也正好我穿,说什么也让我拿到学校和别的衣服调换着穿。我犟着头,死活不肯拿,后拗不过母亲,便拿到了学校,准备星期日拿到矿务局大姐家,看大姐能不能给改一改。可万没想到同宿舍的同学们,一看我带去了一件青年妇女穿的女上衣,便开玩笑地大喊大叫起来,说我没到毕业就找上了对象,这话传到了班里,容不得我解释一句,便很快成了全班讥笑我的笑柄,让我哭笑不得。后我想:那件衣服是斜插兜儿,大翻领,大姐也不一定能改好,于是在星期天扔到了大姐家。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我记不清是那一天了,我结婚贺喜要拜天地, 

但没有一件像样的外套,母亲怕人笑话,就向二姐夫借了一身黑礼服呢制服。我生怕弄脏了借来的衣服,拜天地时小心翼翼地只穿了半个来小时,便让母亲给包裹起来。当时,二姐夫、二姐都不让我 脱,可我觉得那么贵重、华丽的衣服,二姐夫也不一定舍得穿,万一让我弄脏了,岂不让大家难看! 如今 ,说起这些五六十年前的故事,大家无不好笑,无不感叹。

成家后的第二年,即一九六三年,我幸运的脱掉了“农皮”,当了工人后,衣着大有改观,穿上了劳动布工作服和中山装制服,追求时尚,还做了一件米黄色的夹克服,不快的是在激情燃烧的岁月里,在参加一次批斗会入场时,让“反封资修”“破四旧”的红卫兵给剪去了衣服下面的紧身带。从此,黑、灰、兰的中山装伴我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如今翻出六七十年代的照片看,偏长的中山装挂在瘦削的身上,尽显老态、朴素、腼腆、拘谨,一副保守的传统中国人的形象。

改革开放后的一九八三,通行了三十年的布票废止,棉、毛纺织品,化纤纺织品越来越多, 的确良已不再受青睐,羊毛衫、纯毛毛衣、涤卡中山套装进入了我的衣柜,尤为令我喜爱的毛呢子大衣成了我显摆的首选。后流行起西装。我于九十年代初调入局工会,也做了一件。化纤面料,很薄,皱皱巴巴的,穿和脱时会啪啪啪地放电。西装应该配革履,但我那时不知道怎么搭配. 逮什么履就什么履,有时候是球鞋,有时候是老布鞋。西装应该配衬衫和领带,而我呢,配的常常是一件粗毛衣,天冷了,还会穿两件毛衣,一件半高领的穿里面,外面再套一件鸡心领的,虚棱凳架,鼓鼓囊囊。这样的穿法,今日大概会笑掉大牙。

现在好了,市场上运动装、休闲装、职业装、西装等琳琅满目,棉、麻、丝、绸、绒、皮、化纤、混纺等材质品牌齐全,应有尽有。走在大街上,人们穿着不同颜色、不同质地、不同款式的衣服,真是五彩斑斓。古稀之年的我自身的衣着也回归了本源,回到自然、简单、舒适的层面,没有了童年时天真幼稚的攀比,也没了少年时傻乎乎的那些拘谨,更没了青年时虚荣的那点浮躁。我变得更理性更自信更从容了。一件穿了22年的虾酱色风衣,领子磨破了,我舍不得丢,而是让裁缝铺把里子翻过来修整好再穿。每次穿上,带着自己熟悉的气息,简单舒服,十分惬意。这许是家风使然,更是我想让子孙后代们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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