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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给子孙留的是一本书

作 者:大同煤矿集团关工委秘书长 王生宝     关注:101     发表时间:2019-07-08 13:18:05

我尽其所能,倾其所力,用近一年的时间,夜以继日,真真切切,叙写了我一生中幼年丧父的遭遇、童年生活的贫困、求学之路的艰难、业无所从的困惑、十年磨剑的艰辛、居无定所的尴尬、仕途变迁的无奈等坎坎坷坷、跌跌撞撞的经历

人生在世总要给子孙后代留下些什么。 我的父辈是贫民百姓, 英年早逝在日寇统治时期的生父 ,给我留下的是一顶“连二柜”、一把铜茶壶、一个铜脸盆 ,改革开放富起来的养父,在2005年去世时,给我留下的是公社颁发的“勤劳致富光荣之家”的牌匾和四千元的安葬费 。如今,我已进入古稀之年,我该给子孙们留下些什么呢?摸摸口袋,囊中羞涩;看看房子,陈旧简陋;思来想去,我决意把我坎坷的一生写成一本回忆录,留给子孙。因为坎坷、苦难也是一笔财富, 而且是一笔比金子还要珍贵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于是我尽其所能,倾其所力,用近一年的时间,夜以继日,真真切切,叙写了我一生中幼年丧父的遭遇、童年生活的贫困、求学之路的艰难、业无所从的困惑、十年磨剑的艰辛、居无定所的尴尬、仕途变迁的无奈等坎坎坷坷、跌跌撞撞的经历 。

那是70多年前的1942年夏天,残遭日寇血腥统治、疯狂掠夺的大同煤矿地区,由于到处是死难的矿工和冲天的臭气,引发了一场罕见的每天成百成百死人的传染病流行。我父亲当时在传染病的重灾区忻州窑做磨面小生意 ,日寇为了控制疫情,发现从忻州窑向外走的一律开枪打死,凡认为有病的,一律拉到“烧人场”烧死,吓得家住口泉的父亲好几个月不敢回家, 染上了当时人们叫“羊毛疔霍乱”的疾病,眼看病情日渐加重,父亲挣扎着深更半夜偷偷摸摸回到口泉,家里人看到父亲病得厉害,都急的团团转,忙请来医生先用荞面在胸脯上沾,后用大针在肩上往外挑“羊毛”,也无济于事。就在父亲病入膏肓奄奄一息的弥留之际,街坊传来话说,日本人正在大街上抓人,发现病人要往“万人坑” 扔,你们还不想想办法! 在这危急关头,家人连夜用柳条编制的磨面时用来罗面的“大笸箩”抬着,悄悄从口泉沿山路抬到三十里外我的姥姥家罗家辛窑村, 死后便“散埋”(暂葬)在了辛窑村上河沟的南阳坡上,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才将父亲遗体移葬到口泉杨家的坟地。 

 生父去世后,母亲和比我大四岁的姐姐失去了亲人和生活来源,在我八个月大时,我和姐姐随着母亲的改嫁,到了离口泉三十多里的西山辛庄村王家。王家虽是所谓的中农,生活也十分艰难。全家五口人挤在一个土窑洞里,天天为睡觉发愁。特别是每逢夜晚打雷下雨的时候,一家人点着个煤油灯,提心吊胆地围坐在炕上不敢睡觉,祈盼着狂风暴雨尽快过去。一个夏秋之交的傍晚,雷雨不断,当我习惯地靠墙睡到半夜时,父亲突然把我喊醒,睁眼一看,墙上烧酒盅口大的一个窟窿正往下流泥水,母亲忙着往起卷被褥,父亲急忙穿上衣服跑到窑顶查看险情,待父亲堵住了窑顶上被“瞎捞“(地老鼠)祸害的漏洞后回到家里,整个炕已全部被泥水淹没。1948年一开春,因1947年的旱灾,全村人陷入了困境,好多人家吃了上顿儿没下顿,青黄不接时,人们只好跋沟上梁剥榆树皮吃,没有几天,村里村外的榆树皮被抢剥光了,人们就靠挖苦菜、田苣菜、落绿菜、沙蓬等充饥。好容易盼到夏收,饱饱的吃一顿莜面,不料,不懂饥饱的我一顿莜面撑的肚子胀了起来,爬在炕上哭着直打滚儿,急的母亲用手指从肛门里一点一点的往外抠,差点儿憋坏。

1955年,我考入了左云县第四完全小学住校读高小。1957年,眼看高小快毕业了,可母亲为省钱,说什么也不让我住校了。母亲给我在学校附近的梅家蜂村口,找了一个名叫王三的光棍老汉给我做饭,晚上和王三老汉做伴。王三老汉年轻时在煤窑背煤闹下一身病,弯着腰坐在炕上,小肚子经常顶着一个擦山药蛋丝用的木擦子。我先搬入王老汉的那间破败不堪的小土房,炕上铺着一块高粱秆编制的乱席片,后又搬到了河岸边东山土崖下的一里一外的土窑洞里。窑洞里最值钱的还是那个只能放一担水的黑瓷水缸。我本以为搬出学校住能改善一下伙食,没想到天天还是莜面来莜面去,只不过多吃顿莜面拿糕,三天两头,妈妈给从家里捎点山药蛋莜面饼子、油炸糕之类的稀罕吃的,可要说吃的干净、卫生,那是没法说,没法比的,只能睁一眼闭一眼,狼吞虎咽,就这样,糊弄着熬到了毕业。

1957年,我有幸考入了时年为大同地区最好的人称“小清华”的 大同一中。一中处在武周山下的云冈沟口,数九隆冬,北风怒吼,11人打通铺住一屋,三号火炉一晚一小簸鶀碳,寒气逼人,我从没怕过冷;学校一直是一天两顿饭,我很少也没钱买零食,一九六0年一碗一碗吃杨树叶子,我从没叫过苦;校园里有很多杏树,每当果实累累时,黄澄澄的杏子让人垂涎,为避免勾起馋虫的困扰和“既在江边站,必有望海心”之嫌,我很少涉足。正是因为这样,初中三年的各门主课成绩都较靠前,全市数学竞赛我们班名列第一,我在全班名列第三。 可毕业后升学拿到的录取通知书,是我万万没想到的我最不 如愿的大同煤校,更没想到的是上了一年煤校,学校“下马”,我于1961年返乡休学当上了农民。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三年困难时期,无处招工,就业无望。在村务农,我肩不能挑手不能提,身单力薄,好容易接过父亲当代销员的班,进货不会赶小毛驴车;农田里,耕种上不了手,锄田割田弯不下腰,场面里,连枷不会使,扬、簸、筛更不懂, 只能干一些诸如春种山药蛋时跟牛犋抓粪、夏天割草,秋收时跟牛犋拾山药蛋、护秋看场,冬天瞅机会做点当时明令禁止的所谓投机倒把的小买卖等力所能及的营生 。

1963年, 我几经周折终于脱掉了“农皮”,  当了一名“蚂蚱工”。即指砖瓦厂每年五月开始生产,深秋蚂蚱蹦不行的时候,厂里除看场工留守外,全部转移到土建、井建工区。 当时,我是从村里出来了,可在农具厂当会计的妻子却被压缩回了农村,从此,我携全家过上了居无定所、颠沛流离的“临时户”生活,这一过就是14年。这14年,我开过山,挖过土方,担过土篮,下井当过运搬工、掘进工,最后当了木工;这14年,我辗转口泉、云冈两道沟,拉家带口来回搬家十四五次,曾住过工人们腾出来的单身大宿舍,租住过农村用牛圈改造的茅草房、小土房,住过自建的土坯房。1966年,我搬入人们习惯叫“串儿窑”的一间公家的住房后,为了节省买煤钱,我把烧煤用的双灶口锅台改为了单灶口,把炉灶改为了上大底小、中间不用铁炉盘、灶底侧面分别开设两个通风口的锥形直筒灶,烧木材加工厂加工完木材倒出来的硬木屑和锯沫面。用锯沫面烧火做饭,费时费力不说,单就那飞天扬地的锯末,就把个家折腾得乌烟瘴气,呛的人喘不过气来。 特别是遇到阴雨连绵的天气, 找不到干燥的锯末,人们就束手无策了,于是我又不得不改回烧煤用的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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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云:“不如意常八九”。 没有坎坷的人生是不存在的。

当我把这本约12万字、名为《坎坷人生路》一书赠送给老年好友时,他们都惊叹不已,竖起大拇指为我点赞,同煤日报原总编周世均还以“坎坷人生路上的感悟”为题,专写了读后感,在送给四个儿女时,我在书的扉页上写了八个字:不忘过去,珍惜今日,同时还专门举办了由15名家庭成员参加的家庭颁发式,郑重其事地给子孙们留下了我用心血和汗水浇铸完成的也许是最后的一笔“财产”,实现了我有生之年的一大夙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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